《王直方诗话》说：“东坡平生最慕乐天之为人，故有诗云：‘吾甚似乐天，但无蛮与素’，又云：‘渊明形神似我，乐天心似我。’东坡在杭又与乐天所留岁月略相似，其诗云：‘在郡依前六百日’者是也。”另外东坡在《醉白堂记》里夜赞赏过他的饮酒境界和“死生穷达，不易其操”。可知他的学习乐天，偏重于闲适生活模式，与北宋时期的慕白风气有关。然而，东坡的遭际、学识、心态与白居易又完全不一样，因此“酣适”之乐的观念内涵不完全一样：白居易晚年生活稳定，官职越做越大，饮酒虽有身心之“适”的追求，但享乐成分更多，正如白在《序洛诗》中这样概括他的洛中432首闲适诗道：“除丧朋、哭子十数篇外，其它皆寄怀于酒，或取意于琴，闲适有余，酣乐不暇。苦词无一字，忧叹无一声，岂牵强所能至也?盖发于中而形外耳。其乐也，实本之省分知足，济之以家给身闲，文之以觞咏弦歌，饰之以山水风月。此而不适，何往而适哉?”因此他在一口侈谈饮酒求适的同时，一口侈谈官职富贵，“说得口津津底涎出”(朱熹《朱子全书·论诗》)。这就决定了他的闲适之乐既高雅又庸俗。所以我认为，东坡评“元轻白俗”，不仅包含了对他的诗歌创作的看法，应该也反映了对他的生活情趣的看法。东坡晚年是在逆境中度过的，时常酿酒，有人惠酒;也时常因为物质生活匮乏而断酒，但他把有酒与否看得像黜陟与否一样平平常常，都不妨碍他获得酣适之乐。所以东坡《浊醪有妙理赋》对白居易犹有不满之处，说：“酷爱孟生，知其中之有趣;犹嫌白老，不颂德而言功。”白居易《尝新酒忆晦叔二首》之二说：“世上强欺弱，人间醉胜醒”，《效陶潜体诗十六首》之十三：“醒者多苦志，醉者多欢情”，而东坡《和陶影答形》则说：“醉醒皆梦耳，未用议优劣”，《谢苏自之惠酒》：“快须饮此勿复辞，何用区区较醒醉”，已经超脱了物质因素和生活形迹的束缚，摆脱了世俗观念的萦绕，臻于委顺自然、纵浪大化之境地，两人境界之高低，格调之雅俗，由此判矣。
苏东坡作为一个哲学家，饮酒完全是一种道的追求，体现了他的旷达酣适的人生观点：他站在实用主义立场，将儒家的“仁者不忧”、“君子坦荡荡”、“无入而不自得”等精神，道家的“法天贵真”、“饮酒以乐”、“坐忘心斋”等理论，禅宗的“顿了诸妄”、“当下即是”、“看穿忧患”等观念揉合起来，融进他的“半酣”之味的审美理想中，不仅使得他的饮酒观念具有了哲学的高度，成为中华民族酒文化观念的一大财富;而且导致他在这种精神支配下创作的酒诗呈现出与盛唐迥异的色彩，成为宋代酒诗创作的一个大代表。
李白酒道的狂幻惝怳，与东坡酒道的旷达酣适，分别代表了盛唐、隆宋两种不同的精神风貌，不同的追求，不同的文化精神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