春节期间，茅台等高端白酒需求量增大，“飞天茅台”甚至出现了断货的情况，而假冒茅台酒则乘虚而入。据媒体报道，2018年1月，西安的王先生花9万元买了10箱“飞天茅台”酒，经茅台酒厂市场打假人员检验，全部是假酒，事后，涉案烟酒店被查封。
这些假冒茅台从哪来?记者调查的结果说明了两个问题，一是造假售假现象还比较严重，并形成了体系化、产业化和链条化模式;二是茅台酒造假有原产地因素，并形成了一种地方经济生态和市场文化。假茅台的禁而不止、治而不绝，成为依附于市场肌体上的毒瘤，除了供需求市场因素外，跟监管层面的失治和失灵，从而导致市场的失序有着密切的关联。
刑法第140条“生产、销售伪劣产品罪”明确，生产者、销售者故意在产品中掺杂、掺假，以假充真，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，销售金额5万元以上的行为，就构成了犯罪。一瓶市场价1800元左右的飞天茅台，假冒的不到200元便能买到，违法犯罪者动辄一年挣几十万、上百万，如此暴利模式，究竟由谁来管控，又如何实现约束，既要看广告又要看效果。在倡导依法治理，且经过了一个较长时间的规范，制售假冒茅台的问题依然严重，个中原因值得探析。
从记者调查的情况看，在茅台镇买卖假茅台酒已处于公开和半公开的地步，“只做大单不做小单”更说明，造假售假者胆大妄为甚至无所顾忌。对当地监管部门而言，“眼皮底下的造假”未能得到遏制，才是假茅台行业不断滋生的原因，也只有追问“为何没有得到有效治理”的问题，才能让绵软的责任变得坚挺起来。
优先发展地方经济的指向，往往让地方决策者和管理者投鼠忌器，从而对制假售假问题视而不见、听之任之，最终导致其由小到大、由弱到强成为地方一个庞大的产业。比如几年前，在安徽省安庆市江镇这座近4万人口的小镇中，“香精包子”造就的财富账面收入就超过5个亿，对于地方政府来说，光鲜的背后是“带血的GDP”。广西传销打而不绝，背后的真正原因其实是明打暗纵。至于原因，中国反传销协会负责人一语道破天机：当地经济能从中受益，大量外地人涌入能拉动经济发展。当地一些官员也承认，正是因为将其当成一个产业来做，才使传销等违法行为完全失控。
回到假茅台上来，尽管坊间传闻“市面上的茅台80%都是假的”，各地也开展了生产经营渠道的治理，比如重庆警方近日破获一特大生产销售假冒名牌白酒案，涉案金额逾千万元。但显而易见的是，若是只有渠道管控而无源头治理，则很难达到标本兼治的效果。规范怀仁市和茅台镇的白酒生产行为，对制售假茅台的行为给予严厉的打击，既是维护当地地方形象和品牌声誉的现实需要，也是规范全国性市场的迫切要求。
酒类企业数量达到了2811家的怀仁市，是名副其实的“中国酒都”，白酒行业作为当地的支柱产业，对地方经济所作出的贡献，亦可能造成当地对打假治劣有所顾忌。一个庞大的产业链条难免存在鱼目混珠的乱象，治理起来也有诸多的负面效应。不否认相关方面之前在打假上所作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绩，也不必质疑其打假的坚定决心。但“眼皮底下的造假”依然说明，在源头治理上还需要持续用力，如何排除利益干扰而着力于整肃和规范市场，是对地方治理的最大考验。让造假者付出沉重代价，除了如何治的手段之问，还有谁来治和治得怎么样的主体之究，这同样也是实现源头治理的现实忧思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