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月19日，汾酒集团在北京隆重举行以“荣耀百年 唱响清香”为题的汾酒荣获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大奖章100周年系列纪念活动启动仪式。同时，汾酒私藏定制、创意定制正式启动。美国驻华大使馆商务专员沈岩、法国驻中国大使馆公使石巴胡(pierre barroux)、中国国际商会秘书长林舜杰中国酒业协会会长、食品专家王延才、著名白酒专家高景炎、国家一级演员阎维文、中央百家讲坛主讲人钱文忠、经济日报原总编艾丰、著名诗人、散文家汪国真、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院长黄升民等出席启动仪式并发表讲话。新华每日电讯、光明日报、中国青年报、中国消费者报、新浪网、新食品、糖酒快讯网东方酒业等约二百家各类媒体参加仪式。

　　会上，汾酒集团董事长李秋喜表示，汾酒获得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大奖章，不仅在当时成为舆论的焦点、热点。而且对此后汾酒100年的发展也产生了具有历史意义的“十大影响”。

　　第一大影响：由“产地背书”向“官方背书”的转变

　　杏花村汾酒有6000年的酿酒史，1500年的名酒史，800年的蒸馏酒史，300年的品牌史。在古代，汾酒获得国际最高大奖引起了山西最高首脑阎锡山的高度重视，以陕西省绥靖公署的名义为“义泉涌”颁发了“中外驰名”“味重西凉”两块金字招牌，并安排落实“公商合营”事宜。从此，汾酒由杏花村的“产地背书”变为了“官方背书

　　第二大影响：实现由晋商“东伙制”向现代企业的根本转型

　　杏花村“义泉涌”酒坊成立于光绪元年，企业制度是典型的“东家伙计制度”。获奖后，由于掌柜杨得龄不统一“公商合营”，张剑南便组织老乡每人出500元，共计2500元以酒作价入股2500元，于1919年组建了“晋裕汾酒有限公司”。公司每年召开一次股东代表大会，董事会三年一选，监事会一年一选，形成了比较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。1924年，公司拿到由民国农商部直接签发的营业执照，成为中国白酒行业第一个私营股份制现代企业。

　　第三大影响：举办白酒行业第一次文化营销活动

　　1919年，华北地区运动会在太原召开。张剑南敏锐发现商机，利用阎锡山的身份以及阎锡山支持实业的态度，使晋裕公司的汾酒成为为期一周的“华北运动会”专用酒。至此，汾酒一下子打开了山西市场，并且向北京、天津、内蒙、山东等地发展。

　　第四大影响：注册白酒行业第一枚商标

　　1923年5月4日，北洋政府颁布了我国商标史上第一部《商标法》。1924年，晋裕汾酒公司率先注册了中国白酒业的第一枚商标——高粱穗汾酒商标。该商标上印有汾酒荣获巴拿马赛会甲等大奖章图案、山西展览会最优等奖图案，商标图案由一株高粱穗和23颗饱满的高粱组成，并注明“总酿造场山西汾阳县杏花村义泉涌记”“总发行所山西太原桥头街晋裕公司启”等字样。

　　第五大影响：白酒行业的第一个“区域总代销”全国市场网络

　　华北地区运动会后，杨得龄以太原晋裕公司为基础，确立了“区域总代销”的全国市场营销模式。最晚到1924年晋裕公司正式成立的时候，已经形成了“区域总代销”的全国市场网络。

　　第六大影响：由中科院院士撰写的中国名白酒的第一篇学术论文

　　1933年，我国现代工业微生物学的先驱和开拓者，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方心芳先生，来到荣获国际大奖的山西杏花村，研究汾酒酿造工艺。1934年，由方心芳先生撰写的《汾酒酿造情形报告》正式发表，成为中国名白酒酿造工艺研究的第一篇学术论文。这也是到目前为止中科院院士为中国白酒撰写的唯一一篇论文。

　　第七大影响：汾酒几乎包揽民国期间的白酒大型展会最高奖项

　　巴拿马万国博览会获得最高大奖之后，汾酒在国内的各类展览会中，几乎只要参加就拿金奖。抗战开始前，汾酒获国际金奖2次，在国内6次夺魁，共获金牌8枚。

　　第八大影响：成为我党领导的第一家名白酒企业

　　1948年初，汾阳地区获得解放。当时，阎锡山等人利用我党在“三查”中“左倾”造成的失误，攻击我党“破坏民族工商业”、“摧残海内外名酒”。为了粉碎反动势力的阴谋，中央和晋绥分居首长指示：“立即恢复汾酒生产”。杨得龄老先生的儿子杨汉三早年参加革命，是党的基层领导干部。党特派他前往杏花村，组织恢复汾酒生产。紧接着，国家以8300元的价格买下晋裕公司的股份，1948年6月1日，由共产党领导的第一家名白酒企业成立。

　　第九大影响：成为共和国第一国宴用酒

　　1949年，中央首长指示：“要将国内外享有盛誉之汾酒摆在全国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的国宴上!”1949年9月21日，山西汾酒成为第一国宴用酒。

　　第十大影响：成为“老四大名酒”之首

　　1952年，国家举办第一次评酒会。获国际最高奖2次、国内最高奖6次的山西汾酒，毫无悬念地被列为“老四大”国家名酒之首。